雄古高华的大美之境

　　生于书香积善之家的言恭达，是孔门十哲之一的言偃八十四世孙。渊源深厚的家学浸润，辅以过人的天资，又得师承学界鸿儒沙曼翁，累积其逾半生的倾心笔耕，于书界三昧而言，早已是登堂入室登峰造极。他的书法取法乎上，穷研篆隶而肆力于行草。现时，他以大草鹰扬天下，首先却是篆隶大家。

　　师古不泥古时代重创造

　　从书法本体而言，言恭达艺术创作建立在深厚的传统书学之上，对篆隶书体的创作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是当代书坛最早进行写意大篆探索的书家。他的写意《散氏盘》笔墨淋漓，以涨墨强化线条张力和金石气表现，同时在结构上又融入强烈的主体意识，在视觉造型中传递出时代审美趣尚。在大篆这一古老的书法审美领域开拓出自己的疆域。在当代不多的大篆名家中，言恭达无疑是取得较高成就并具有开拓性的代表人物。作为对篆书古法研味的延伸，他在隶书创作领域也取得很高成就。他的隶书以《好大王碑》为基，强化篆书笔意，在保持汉碑朴茂雄强的气势风格下，又强化引入了静穆之气，以闲逸的笔路和江左风尚传递碑版雄强气质，这种隶书审美取向对后来江苏中青年书家隶书创作带来很大影响。

　　言恭达承接宋以前古人大草中锋使转的用笔之法，更独创以长锋羊毫的裹锋绞转用笔，挥洒于生宣纸上。纤毫必究，故风韵神采，皆显天然。言恭达的草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书法自觉的主动探索就具有了自觉书法的特殊价值和历史意义。他的大草书法的取法、笔法、章法、字法、墨法以及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的自觉运用和思考，达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他用古代书法常用的长卷艺术形式为这个充满世界意义和影响的奥运、世博等题材服务，不仅创造了书法白话文长卷的历史纪录，而且用这种最具东方文化魅力和典型代表的书法形式，宣传奥运的和平精神，展示中国文化独特魅力和书法的特殊价值，达到了时代的文化创造。

　　笔墨当随时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艺术发展之必然。言恭达倡导为人生而艺术。他说，尚雅是大众较为普遍的审美需求，古雅是艺术的高境，任何时候古雅不能丢弃，但民间淳朴的滋养和丰润，则是古雅升华的源头。

　　“中国书法不仅是线条的艺术，同时也是时代脉象的彰显。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那些流芳百世的经典作品，都显现出对当时社会的思考和人类精神的弘扬。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黄庭坚的《诸上座帖》、怀素的《自序帖》、王铎的草书长卷、林散之的《论书帖》等，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紧密结合，才使传统的书法艺术因此拥有了勃勃生机而绵延不绝。”在言恭达看来，书法艺术创作要有时代特质、传统特色和个性特点。

　　“我们呼唤时代经典，呼唤审美崇高，也呼唤艺术包容。书法艺术创作要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将艺术的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统一起来。还要认识到文艺作为民族精神的旗帜，对于社会有着重要的引领和凝聚作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导向性。作为一个书法家不能闭门造车，与时代隔绝，而应该阳光下感恩时代，文化中敬畏传统，民生里关爱大众。”

　　游走在他的书墨长廊里，扑面而来的浓浓书卷味之外，亲切、圆融、清远，又俊逸飘洒的意境始终如影随形，令人心旷神怡、身心俱宁。

　　求艺技进道品格修功先

　　尺幅纸面上技压群雄的言恭达，论及书法艺术的“技”时，着墨并不多。在他而言，“学书先做人，人品不高，落墨无法；人品不高，其艺不珍。”言恭达说：“艺术家的主体胸次，既要淡泊，又要虚灵。所谓虚，指虚境、超旷；所谓灵，指有灵气，有才气。真正的艺术家，学养、才情、技艺三者不可或缺，而品格修为乃为前提。”

　　“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书法艺术要进入高境尤为艰难，因为它要以最浓厚的文化累积来做最直观的抽象表达。虚灵的主体胸次，主要依赖后天的育养，哲学、史学、文学、音律皆是蕴藏了肥厚土壤。”在他看来，书法是民族艺术，书法的根本深植于华夏民族的理性世界。“书法必须回归心灵，技法达到一定高度，必须遇技进乎道，艺以道传。”言恭达以篆书笔意入草的“线性”，生动地凸现了他人格精神中“清、正、中、和、厚、朴”的生命情怀。这是中国书道追寻的最高精神境界，它实是“和善敦厚”的社会道德在艺术中自觉觉醒的社会责任感，书家以其个人的审美艺术追求在完善这一社会使命和社会责任。

　　正是因为这深厚的学养，浓郁的诗意，磅礴的时代精神，言恭达的艺术修为已然卓越于江南一脉。无论是书写豪迈的大草长卷，还是斗方之间雄古苍浑的篆隶，北派艺术的恢宏豪迈，南派艺术的清新雅逸，归于一体，让人读到了碑的凝重、帖的醇雅，更有艺术家深沉宽厚的家国情怀与社会担当。

　　欲寻“道”之源哲思出真谛

　　所有文化的源头最终都归属于哲学。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具有“无用之大用”，这种“大用”就是通过“形而上”地探索宇宙万物与人生“大道”，使人的心性升华而达到“大智”。

　　在言恭达看来，长期的技艺锤炼，是书法家必经之路，进而提升艺术修养，饱含人文情怀，渐渐抵达“道”的哲学思辨范畴。北宋程子曾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对此，言恭达的切身体会令人钦服。他认为，中国文化是道的文化，这个“道”抽象并升华为规律、法则，也就是“形而上”的意义。中国书法是线条的艺术，这线条正是“道”的浓缩与直观的表达符号，其核心哲学理念是中庸。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写意精神正是书法艺术“道”的精神体验。言恭达说，书家并非必须是学问家，但应该是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

　　对于如何才能让书法家的思想变得深邃，言恭达认为应该从浩瀚的典籍之中汲取养分，孙过庭的《书谱》、张怀鲳的《书断》、苏东坡的《论书》、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可以让我们品味到中国古代文人对美学的标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卢梭的《科学与艺术》、黑格尔的《美学》，则可帮助我们扩充视野，了解西方的审美本源；当然，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还有李泽厚先生的《美学》等中国近现代美学专著，也是我们在提升综合修养和艺术思辨能力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